來源：原創(chuàng) 作者：鄭曉江
中國傳統(tǒng)人生哲學主要以儒釋道（道家道教）為主體，它是一種以生命問題為核心，以人性論與道德論（得“道”論、佛性論）為兩翼，以成圣成賢（得道登仙成佛）為終極目標的學說體系。其根本的理論宗旨在于通過對生命本質(zhì)的求索，證明人之本質(zhì)是道德性（或與道之同一性、或為佛性），從而使人們超越現(xiàn)實的具體生活而達到生命存在的本真，并進而成圣成賢、成仙了道或成佛。
（一）儒家的安貧樂道。
孔子曾經(jīng)自道云：“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，《四書集注》本，朱熹注，岳麓書社1989年版）又曾稱贊顏回曰：“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，《四書集注》本，朱熹注，岳麓書社1989年版）在艱苦貧乏的物質(zhì)生活中，顏回獨能保持快樂；而他人見其如此，有不勝之憂慮?？鬃硬粌H生活艱難，且時常困頓，其他的人在此境況下早已是愁眉苦臉了，而孔子卻獨能樂亦在其中。這并不是說，孔顏皆自足于貧賤困境，喜歡這種十分艱苦的日常生活，而是他們將生活之狀態(tài)與生命之境界嚴格地加以區(qū)分，認為在生命的層面去“求道、得道”并能“守道”，就能獲取最大最根本的人之生存的價值，故而可樂。而日常生活中的狀態(tài)是貧還是富？是達還是窮皆無足道哉。因之，宋大儒周敦頤寫道：
夫富貴，人所愛也。顏子不愛不求，而樂乎貧者，獨何心哉？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，而異乎彼者，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。見其大則心泰，心泰則無不足，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。處之一，則能化而齊，故顏子亞圣。（《周敦頤全書》卷三，第143頁。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9月版）
“小”與“大”之區(qū)別，正在于生活與生命之分。人是貧是富是貴是賤是生活之事，而所謂“心泰”則是生命之事。周子認為，生活中的性質(zhì)有不同，關鍵在“處之一”，即人們無論在富貴里還是貧賤中，皆能以生命之價值為重，而視生活為次；生命的滿足是最重要最根本的，生活狀態(tài)如何則是可以不必在意的。由此，人們便可在貧窮困苦的生活中保持人之精神（生命）的大快樂。
（二）道家的“與道為一”。
老子云：“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知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為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”（《老子新解》楊潤根著，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頁）“一”者，道也，人們?nèi)裟芘c“道”為一且不離，就能復返“嬰兒”之天真且無知無欲無為之生命之境，是謂“玄德”。人對“道”之所“德”，實際上便是將肉體感性之生活完全合一于生命中之“道”，如此，便將人的有限之生活由“道”的無窮之途徑而趨于生命存在的無限，是為“長生久視”，是為“死而不亡”。由此，現(xiàn)實的日常生活在道家哲人的眼中，也被置于次要之地位，只有那種有“道”之生活，即表現(xiàn)生命永恒之生活才是有價值的，而無生命之“道”的生活不啻如糞土一般：
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曰：“千金，重利也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牲牛乎？養(yǎng)食之數(shù)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。子亟去，無污我。我寧游戲于污瀆之中以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（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第三》司馬遷著，岳麓書社1990年版，第495頁）
追求生活與生命之道合一，使莊子拒絕了“厚幣”與“卿相”之誘，寧過一種“處窮閭陋巷，困窘織屨，槁項黃馘”的生活?？梢?，儒道思想差別很大，但在凸顯生命價值高于和重于生活意義這一點上，兩者卻是共通的。當然，道家亦有其與儒學的不同之處。其思想雖然也以推崇人之內(nèi)在生命為主，強調(diào)人們應該“清心”、“寡欲”，但同時也十分重視人們的世俗生活，只不過道家的思想家們追求的是一種藝術化的世俗生活（實為與生命之道合一的生活）。所以，老子要求人們復返“赤子”與“嬰兒”的狀態(tài)，過一種無知無欲的自然無為的生活；而莊子則要求人們擺脫一切觀念的和現(xiàn)實社會的約束，是為“無所待”之“逍遙游”——絕對的精神與行為的自由，此即與“道”合一的生活，其理論宗旨仍然是要人們透過日常生活去顯露生命存在的本真。
（三）佛教的“涅槃”
佛教與儒道的區(qū)別當然很大，但它們在視生命存在高于一切的方面則有共通之處。儒家視人之道德生命至高無上，道家視人之得“道”之生命為最高；佛教則把人們實現(xiàn)“涅槃”的不生不死之永恒生命當作人生最高追求。佛教不僅指人們的日常生活無意義皆空幻，而且認為人們的現(xiàn)實生命亦無價值，亦空幻。因此，人們必須放棄世俗的生活與生命，趨于“涅槃”之境，此時此地，人們的生命獲得了最高價值，生活也臻于最大的意義——是為不死不生之永恒幸福?！队涡薪?jīng)》云：“佛為海船師，法橋渡天人。亦為自解結，渡岸得升仙，都使諸弟子，縛解得涅槃……戒定慧解上，唯佛能分別，離苦而化彼，令斷生死習。”（《佛教十三經(jīng)》駱繼光主編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）可見，儒佛道三家都強調(diào)對人的世俗生活必須有所規(guī)范和限制，當然，程度是完全不同的。儒家以禮儀規(guī)范來克制人們?nèi)粘Ｉ钪械姆N種欲望，但不否定人們的日用庸常的意義；道家以“無為之道”為人們生活的核心，要在使人之生活藝術化和美學化；而佛教則以清規(guī)戒律來窒滅人們世俗的追求，要求人們放棄生活返歸生命。一為入世，一為遁世，一為出世，但卻都表現(xiàn)出以光大人之生命（此生之生命與來生之生命）存在而貶抑人之世俗生活的品格。
（四）道教的“福祿壽”。
至于中國本土生長出的道教，則又與儒佛道有所區(qū)別，它主要是沿著道家不拒絕世俗生活的路子走下去，從“保身全生，以盡天年”、“自然無為”、“逍遙之游”、“神人真人仙人”等等觀念發(fā)展成一種極為關注普通百姓之日常生活的宗教系統(tǒng)。簡言之，道教以求人間之“福、祿、壽”為宗旨，創(chuàng)設出一整套的儀式、法術、神仙系統(tǒng)，包括內(nèi)丹外丹等等。所以，與儒、佛、道家的觀念皆只重人之生命不同，中國道教對現(xiàn)實中人的世俗生活給予了最大的關注。但值得指出的是，中國道教并不是忽略人之生命，只是把人之生命與生活融為一體，認為人生活本身的滿足便是人生命的安頓之處和最大的價值所在，《列子·天瑞篇》云：
孔子游于太山，見榮啟期行乎成 之野，鹿裘帶索，鼓琴而歌?？鬃釉唬?ldquo;先生所以樂何也？”對曰：“吾樂甚多，天生萬物，唯人為貴，而吾得為人，是一樂也。男女之別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為貴，吾既得為男矣，是二樂也。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樂也。貧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終也，處常得終，當何憂哉！”孔子曰：“善乎，能自寬者也。”（《諸子集成·列子注》，上海書店1990年版）
“常”與“終”實為世俗生活中所現(xiàn)之“道”，一個人只要是在生活過程中安于所處，足于所獲，便能夠遠離憂愁獲得快樂。不過，《列子》一書仍有著濃厚的道家氣息，后演變成《沖虛至德真經(jīng)》，成為了道教的經(jīng)典。道教的宗旨就在于從求得人們世俗生活快樂與幸福出發(fā)，運用咒法、符錄法、齋醮、內(nèi)外丹、“服氣”、導引、辟谷、房中術、行善修德等等，來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皆成為有福之人、有祿之人、有壽之人，甚至“白日飛升”，成仙了道。這些世俗生活上的極至狀態(tài)，在道教思想家看來，也就是人之“性”與“命”的最完善的境界。
可見，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時期發(fā)展而出的儒、釋、道（道家與道教），在人生問題上，既有相同的地方，亦有相異之處。不過，在思路上則基本上有二種類型：儒家、釋家、道家皆重生命安頓生命本真生命超越，而道教則重生活的快意與幸福，這可以說是儒家釋家道家和道教在人生哲學上最重要的分水嶺之一。由此，二類不同的觀念存在著一定的相斥性。不過，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色亦是其優(yōu)異之處，就在于她的融會貫通性，四種最為主要的思想資源在漫長的歷史發(fā)展中既相斥亦相合，既互為批評又相互吸收，從而形成了燦爛輝煌的中國傳統(tǒng)人生哲學，并對傳統(tǒng)社會里的中國人產(chǎn)生了極大極廣極深的影響。
如果做一價值的分析，則可以看到，在中國傳統(tǒng)人生哲學中，儒佛道（家）皆偏重于“生命”存在而比較地忽略人們?nèi)粘５母行?ldquo;生活”；而道教則偏重于人們感性的日常生活而忽略了人內(nèi)在生命的存在面。應該說都有其優(yōu)長的方面，亦有其問題的一面。如果我們將目光從古代轉向現(xiàn)代，會發(fā)現(xiàn)在生命與生活的問題上又出現(xiàn)了另一方面的偏向：與中國傳統(tǒng)儒釋道所堅持的生命高于和重于生活的觀念相反，人們大多傾向于、埋首于、專注于物質(zhì)性的感性生活而忘懷了生命的層面，從而常常出現(xiàn)生活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的危機。
